11月27日，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火告别仪式在成都东郊殡仪馆举行。哀悼的周围是花圈和挽联。没有悲伤的音乐，只有轻柔的《沂蒙山小调》反复奏响。王火临死前，特意嘱咐儿子王令，死后要简单点。他只是想再听听这首沂蒙山的山歌。人们对“王火”这个名字很熟悉，这源于他身上写的几个字。作为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之一，他在战后走遍南京街头，收集证据，重新审视家乡，采访幸存者，亲眼目睹谷花直等公开审判和处决等战争，记录军国主义思潮如何影响战时日本人和上海华侨。三年前的公众阵亡将士纪念日前夕，B站记者新京报采访了王火。当时他已经百岁了，耳朵已经不灵了，但谈及采访南京大屠杀的经历时，他的思路依然清晰，细节记忆深刻。 “回想起在南京采访的经历，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。”他说。 11月23日，这位“以笔当枪”的老人以103岁高龄（年龄不实）完成了最后一次成都之旅。 “我的父亲死得很平静。”王令说道。 “希望大家在想念索格的时候可以读一下他的作品。”作家王火。采访者提供的照片 “我累了，我得走了。”今年10月18日，《烈火铸就的文学心：王火传》新书发布会在2025天府书展举行。这是王火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。成都已是深秋，骚乱不断。王某坐着轮椅抵达霍某。也到了坐在轮椅上的是他96岁的朋友、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李智。两人相遇的那一刻，两双手被悬崖遮住，紧紧地握在一起，“这次见面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，互相扶持，互相享受，每时每刻都记在心里。”八年前，《王火文集》首发式上，当时103岁的作家马识途和88岁的李贽前来支持。三位高龄仍在写作的老友重逢，感动了很多人。去年，马识途去世，没有参加聚会。看到马识途的女儿代父而来，王火心中感慨万千。发布会上，王火试图大声站起来，向读者挥手。发布会回家后，王火突然对凌说道：“小凌，我是疲劳的。 “我得走了。”王令慌了，他当然明白父亲所说的“离开”是什么意思，但他转移了话题：“爸爸，你回来后要去哪里？” “不，我累了，我要走了。”王火没有回答，继续道：“我讨厌悲伤的音乐。如果我走了，记得别打扰公司，就给我弹一首《沂蒙山小调》吧。”两周后的一天早上，王火吃完早饭，坐着听新闻。王令见他困了，烦躁，就劝他回去睡觉休息。很快，王令发现父亲脸色不太好，是的，立即拨打120。王火被诊断为脑溢血，在ICU住了20多天。王令称，这段时间，父亲病情一度好转，但没想到病情却急转直下，11月23日晚10点左右，王火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安详去世，当天深夜，王令向他的同事发来了讣告。在北京和南京使用。第二天，他的70后、80后兄弟赶到成都，安排王火的后事。当作家阿来得知王火去世的消息后，他正在宜宾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 “我得赶紧去送王先生。”他悲伤地说。就在今年7月，《烈火铸就的文学心：王火传》即将出版，王火就期待着阿来来写书名。阿来谦说“缺乏美的影响”，最后写了一篇题为《文学之心、诗之灵魂着火了》的评论。 《火》是对王火一生最好的诠释。他的原名是王洪璞，用过很多笔名。 1949年以后使用的笔名“王火”流传最广。王令说，父亲特别喜欢这个词，给二女儿取名王亮。 “他说，火焰将永远燃烧，照亮我们的国家。”阿来在文章中写道，f王火的改名感人至深：“寒冬里有火光，绝望里有希望。” 11月27日，王火告别仪式在成都举行。记者提供的照片 王火1924年出生于上海，祖籍如皋，六岁时随父亲迁居南京，定居城北洞庭路10号。他曾详细回忆起1937年春天随父亲参观花庙的情景。美丽的花朵、淳朴的花农、热闹的“百岁花”给王火的童年留下了温馨的回忆。那年夏天，上海爆发“8月13日”事件，王火和父亲离开南京。 1937年12月，日军实施了残酷的南京大屠杀。记忆中美丽的华神寺，成了逝去同胞的埋葬地之一。 1946年，王火以记者身份回到南京。那时他还在读书复旦大学新闻系博士，学校已从重庆迁回上海。临行前，重庆《时事新闻》主编、复旦大学教师王彦石交给他一个任务：以驻上海、南京特派员的名义记录从川渝回上海的经历和战后新闻。此后，王火连续两年跟踪报道南京大屠杀。他参加了对日军第六师团司令谷久男的公开审判。 “上下座位都座无虚席，据统计，到场人数约2000人。”王火在时事新闻报道中写道。检察官宣读了4000多字的起诉书，并补充道：“所谓北京大屠杀持续数月，遍及郊区和城市，数十万人被杀害。”尽管有幸存者的证据和文件但谷久雄仍然坚称自己不负有责任。王火在公开审判过程中目睹了公众的强烈抗议。 “周围充满了无尽的愤怒叫喊声。” 3月10日，谷久夫被判处死刑。 4月26日中午，谷久夫在南京雨花台被行刑队枪决。王火回忆道：“我刚看到军警把他从卡车上抬下来，没多久就听到了枪声，还没等我看清，谷久夫就仰面躺着，欢呼声立刻爆发出来，周围的人都很高兴。”王火走街串巷，收集信息。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。 1947年，他在上海《大公报》发表了《受辱与命运——南京大屠杀的三位幸存者》一书，成为最早系统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长篇报道之一。 2022年公祭日前夕，新京报记者采访王火时电话中，他提到了他采访的幸存者李秀英。这位比他年长六岁的女子在南京军事法庭对谷久夫的审判中作证。王火也是第一位采访李秀英的中国记者。王火记得，大部分幸存的受害者都不好意思露面，“但李秀英不同，她被敌人刺了三十七刀，她以一名女抗日战士的身份挺身而出，虽然被敌人毁容，但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她是第一个以抗战胜利的方式指责受害者的女性反对者。” 1947年初，天气寒冷。两人的谈话在国防部小英战犯看守所继续进行，一直到宣武区御史街尾巷李秀英家。说起血腥可怕的部分，“他哭了，我的心在颤抖，我的眼睛湿润了”。年l事后，王火还记得李秀英当时的样子：语气强硬，表情严肃，但她的脸却严重受损，鼻子、眼皮、嘴唇、脸都被刀割伤了。 “当时天气很冷，她总是用一条蓝灰色的长围巾遮住脸，我不忍心盯着她看，也不忍心仔细看伤疤，我认为这是对她的不尊重。”王火的报道见解全面而深刻。 1946年，他采访了上海的日本战俘和日本侨民，广泛采访了管理日本战俘的军官，揭露了国民政府对战俘的隐蔽和联系所留下的隐患。他认为，这与后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广泛传播无关。接受采访时，一些日本海外人士认为，战争是军阀操纵的。 “我以为日本是世界第一，没想到失败。”王火无意识地指出：“世界第一应该出击吗？你只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，却没有意识到攻击是一种罪过。中国怎么可以烧死你！如果回到这种思维，以后还可以扩军进攻！”在他的写作中，对幸存者、占领者、国民党政府官员甚至叛徒的第一手采访，形成了真实生动的历史手稿。当时，他正在为多家媒体撰写文章，他拒绝了部分稿费，只要求报纸寄来一份样本报纸。这些报纸被他一生珍藏，后来被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博物馆，成为重要的历史手稿。 1947年2月10日，王火以笔名“王公良”发表的手稿《南京大屠杀主要被告谷寿雄的审讯详解》发表在重庆《当代报》上。采访者一萌 过去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对王火后来的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王火先后在上海总工会、出版社等单位工作，参与筹备上海劳动出版社，创办了半月刊《劳动》。他想写一部“史诗”作品，这是《战争与战争》的继承者。他计划写一部从西安事变到抗战胜利的三部曲，全景式地展现那段历史。1961年，王火调任山东省临沂市重点中学副校长，拥抱从新闻到教育的转变。离任后，他开始学习教育学，阅读苏联教育著作，听课堂讲课。1963年考入临沂一中。他记得当时学校还没有电铃，都订了一个大铜器。王火是敲钟人。张立中记得，每天早上和晚上，学生们一定会看到王火从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，看着钟，敲着门铃。有同学算了一下，王火按铃的时间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时间一模一样。同学们开玩笑说现在是“旺火时间”。 “大家对王校长的印象开始从‘老知识分子’转变为‘慈祥老人’，看到他就觉得更熟悉了。”当时，学校附近有一条河。如果下雨或爆发山洪，学生上下学就会很危险。王火要求自己和班主任当天与学生一起过河，确保学生的安全。除了他的教育工作k，王火始终保持着写作的状态。 1962年，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提交了120万字的《一去不复返的时代》初稿，题为《月落乌鸦啼，满天霜》。次年，出版社编辑称赞其为“百园一花”，并建议修改。然而1966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风暴迅速席卷临沂。一伙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，抄家王火家。 16岁的张立中从教室窗户看到十几名红卫兵踢开门，跳到窗台上，将成捆的书籍和稿件扔到窗外的地上，并用火点燃。 “我听到凌老师（王火的妻子凌奇凤）大声要求他们，‘把这些稿子放上去，这是王火毕生的心血！’”张立中说道，但那群人不听，继续用棍子可以采摘、翻转和燃烧。直到稿本和文字化为灰烬，王火和妻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 “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”在这场灾难中永远消失了。 “文革”后，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邀请，王火开始重写《战争与人民》三部曲第一部《月落鸦啼满天霜》。初稿完成后，他面临着一个选择。他离开临沂，来到成都，担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。在王火居住的众多城市中，临沂无疑是最重要的坐标之一。他在这里工作了22年，走遍了沂蒙。他用文字探寻“洋八路军”阵亡的旧战场，采访土改时期平营坟农会干部。 “这些年来，沂蒙山像母亲一样给我喂奶。沂蒙山人民用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养育了我。革命先烈和许多老同志的英雄事迹给了我创作素材。”他曾在文中回忆起这段经历。临沂出发前夕，一位年轻朋友送给他一盘收录有沂蒙山民歌的录音带。其中，抗战时期诞生的花鼓曲《沂蒙山小调》成为王火一生中最喜欢的音乐。在成都的几十年里，这首歌陪伴着他入睡。无数个夜晚，直至去世的最后一刻。2008年，王火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并在家中接受了四川省作协、文联赠送的花篮，获得了采访者给出的“战争本身就像一面镜子”的《战争与人民》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、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等奖项，无疑是王火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为这部作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调到成都后，王火不仅要应对出版社繁杂的工作，还要坚持写《战争与人民》。有一天，他遇到了一个掉进水坑里的小女孩。他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救她，却受伤了。治疗过程中，一只眼睛的视网膜受损，医生告诉他，这只眼睛很可能会失明，再也不能写字了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创作的死刑是必不可少的。王火甚至为此还学习了盲文。最终，他靠着一只眼睛，拿着办公桌上放大镜的字迹，完成了这部超过160万字的巨著。他在后记中透露了其中的困难：“老花眼写长篇小说太难了！ ……眼睛累了、受伤了，造成身心疲劳……更何况，我写的是一段压抑、痛苦、不可逆转的时光。我的心进入了影响许多悲惨故事的理论。电视剧《战争与人民》编剧、导演张挺记得，2017年第一次读《战争与人民》时，他很惊讶，“不知道谁敢写这样的小说，太厉害了。”张婷读完后，对书中真实的历史质感印象深刻。 《战争与人民》讲述了经历了半个替身人生的作家王火，以及他对战争的深刻思考。 “我想写关于战争和人，关于战争与和平，关于美与丑，善与恶，生与死，愤怒与仇恨，确认与拒绝，正确与错误的选择。”他写道：“战争本身就是人的一面镜子。”王火同意这个观点“文学是对人类的研究”的概念。小说里有一百多个人物，融合了自己的影子、身边人的影子，甚至是曾经的采访对象。 “我希望我不仅要写历史，还要用文学来讲述我对历史的理解。”王令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作为战争的见证者、记者和作家，父亲对母亲的平安感情最深。王火一生去过很多地方。很多国家和地区，但日本除外。 “‘爱国主义’是我们的家族传统，也是我们家族的座右铭，”他说。他的父亲在世时经常对他的子孙说：“你在被征服的国家当过奴隶，这将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。”王火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。 “我的书不适合老人看。”王令想起父亲曾经看过一部“抗日剧”，非常生气。他嘀咕道：“难道是o 打仗容易吗？两支飞镖如何杀死日本？这不可靠！年轻人如果只看它们，是不会了解真正的历史的。”晚年的王火在家中过着隐居的生活。采访者供图 王火晚年隐居，生活简朴，不吃猪肉，每天只吃蔬菜。胡萝卜和冬瓜都是白水煮的，不加油。中国现代文学馆里的所有表彰证书、奖杯和一些历史资料，他都藏在了里面。整天只有散落的书籍陪伴着他，受伤的眼睛因长期编辑和写作疲劳而导致视网膜脱落，最终导致他看不清楚。 王令说，他的父亲晚年很少写字，但他经常“拿着书”看书。他一直保持着看电视、听新闻的习惯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天，王令给他讲了最近的国际新闻，还提到了日本首相最近的不当言论。昏迷中的王火情绪激动，下了床。“你可以看到他眼角的泪水。”2022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，记者问王火想要什么，他说电话那头说，他已经快百岁了，没有别的愿望，但想到南京大屠杀，他开始考虑是否要把相关文章编成一本书，现在，这个愿望落到了王令的肩上，他说，他会继续整理父亲留下的文字资料，王火临终前留下了遗言，“到了离开的时候，我会悄悄离开。”灯始终亮着。参考资料：《战争与人民》、《看百年》、《王火自传：看未来》、新京报记者、编辑李钊、校对：陈晓树、赵琳
